7月23日，滴滴快的、优步在京被八部门约谈，南中国的党媒，南方网、广州日报都第一时间发布了此消息。一南一北，广州和北京的交通主管部门先后都被推到舆论浪尖。

约谈指出滴滴快的“四宗罪”，利用私家车、租赁车辆涉及非法运营、逃漏税、违规发垃圾短信、垃圾广告。还宣布了半年以来的“政绩”，查处1200多辆车，罚款2400万元。

与相关部委期望的“同仇敌忾”相反，民众对这类新闻已经麻木甚至反感。2014年初，北上广、沈阳、南京陆续施压专车业务，有分析论述官方的公开表态恰好印证了专车服务市场环境的成熟。果不其然，官方抵制反倒促成民众对专车服务的快速认知，磕磕碰碰中，专车终归在成了半年来互联网领域最火热的话题。

现如今，基于传统行政逻辑下的约谈只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是代表旧势力利益集团的新一轮挣扎反扑。

首先，专车是资源获取饱和后的客观外溢

同教育资源、商品资源外溢促成在线教育、线上购物平台相类似，专车服务同样是出行资源获取饱和后在互联网时代的客观外溢。

试想，当教育、商品资源尚处于稀缺状态时，对他人的教育、交易自然被少数人所把握和掌控。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圣人地位、计划经济时代票据的神圣存在，都是源于资源的稀缺。

而当纸张的出现和印刷技术的革新，知识的获取变得简单易行，教育资源便可快速复制传播，教育者群体的规模自然庞大得多。商品的获取饱和之后，人群间的商品交易也自然频繁地多。

而互联网的本质在于重塑社会组织的内生系统，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会闲散资源的重新网组。资源获取饱和后，形成了社会闲散资源的客观基础。一方面许多溢出资源未被组织而浪费，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未满足的需求短缺，尤其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衣食住行，互联网显然无法容忍这种境况。

依托于互联网的快速连接，尤其是移动互联对时空的消弭，民众生活变得日益扁平化，群体间的差别形成了更强大的流动势能。专车服务就是对闲置出行资源的集聚再平衡。

之前大量的出行剩余资源告别沉睡而被激活，大量难以满足或成本很高的出行需求被关注对待。专车的出现，迅速集聚了大量传统出行情景下的司机和民众。

正所谓，我带上你，你带上车。

其次，限制专车是政府部门对丢失出行资源分配权的传统反扑

关于专车的争论中，出租车和既成事实的黑车往往扰人视听。而其背后，是互联网时代公共服务供应、调配体系的裂变。

如上所述，出行资源获取的饱和面越来越大、出行需求的短缺也快速被响应关注，而这极大地改变了出行的供应和调配格局。这不关乎政府接不接受，更不关乎出租车司机的无理反抗，政府完全失去了对出行资源的唯一调配权，也因为笨拙的需求相应机制，难以覆盖民众的出行需求短缺。不得不说，专车服务与现有行政逻辑下的出行格局，天然不一致。

传统的出行情景下，政府基于对出行资源的唯一掌控调配，建立起一系列价值链条和设置，传统出租车牌照的限额发放正是其中案例。尤其既有的出行供应调配格局，是符合政府掌控特点、各方利益争夺打点后而形成的“稳定存在”。政府只管把牌照卖给几家公司，收取费用、下达指令自然也只需要对这少数的几家公司，而不需要高成本地面对一个个具体的司机。

另一方面，行政指令的背后就是利益，个别地区的街边停车场都成了某些单位的“摇钱树”和干部亲戚的“聚宝盘”，更勿论这种集中式的出租车管理公司。传统的唯一掌控调配体系下，出行的供应形成外在封闭，出租车司机的淘汰退出跟所服务的民众关系不大，而是跟往上交的钱够不够相挂钩，也就自然谈不上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态度。

而专车服务是十足的“破坏性创新”，是与传统出行供应调配格局完全不同的游戏逻辑。因为接入互联网的平等性，客观上，民众的进入是开放式，即使是专车公司也没有足够理由拒绝正常条件的准入。开放格局下，几乎不可能形成封闭、单向的出行分配机制，民众的诉求自然被放诸进来，且被置于颇为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与传统的排他性准入和面向朝上的退出机制显著不同。

也有人质疑，机场、火车站等大量的既成黑车为何被纵容存在？笔者做大胆猜测，一来这些黑车是被有关力量所默许的，成为寄生于传统出行资源调配体系的“灰色合理存在”，二来这些资源散乱且限定于特定区域，不足以对整体的出行供应调配体系形成危害。

这也就不难理解，一方面相关部门忙不迭地打压专车（在约谈滴滴的八部门中甚至包括“市公安局公交保卫总队”），另一方面对严重损害出行市场的出租车司机无力罢工则不闻不问。

最后，市场需要的是成熟的政策，而不是粗暴的干预

关于出行服务的行业垄断、包括政府在内的既得利益群体把持、营运许可权分配，往往是专车服务的争论焦点，对专车的纷扰总少不了出租车司机的身影，以大量的黑车既存事实质疑所谓的决策只是把这场斗争简单化、单维化看待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就能明白监管部门的轮番密集出招，正反映出互联网专车服务已经形成的对传统营运体系的强大颠覆改造力量，而传统利益既得者坐不住，但又没有更新的武器和开放的态度，只能频繁出约谈、定“四宗罪”这种昏招。

当然，不是说专车服务不需要政策，恰恰相反，专车需要一个更成熟的政策环境。

在国内，政策的坚冰也在慢慢松动。与北京的“约谈”相对应的是上海交委成立了专门的专车研究小组，希望制定政策来对现有专车进行管理。

以女大学生失踪、专车不安全为代表的舆论攻势，实在反应不出政府的水平。不仅革不了专车的命，反倒是广州市交委因编造嫌疑备受争议。

因为支撑专车服务发展的，其背后是民众所习得的互联网时代生活方式，是趋势，是民众真正的出行需求。

所以专车出行服务不会因为监管部门的简单认定而消失，而是必然形成更大的洪流，约谈只不过是当前历史阶段当车的螳臂之举，甚至会像19世纪英国马车主对刚出现的火车的不齿，而成为历史笑剧。

本文作者系逐鹿网俊世太保，微信公众号“太保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