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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你会选择相信谁，我，还是你那台撒谎的 iPhone?
在恋人眼中，证据确凿的出轨无疑是让人心碎的。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这一代人来说，想要发现恋人出轨的证据，显然并不困难，捉奸的科技成本变得十分低廉。
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著书立传的写作者们，向他的妻子埃莉诺爆料了一沓信件，寄件人是罗斯福的婚外恋对象 Lucy Mercer。克林顿性丑闻事件的揭发，是通过一卷录像带，以及实习生莱温斯基衣服上那块臭名昭著的污渍。而施瓦辛格与女管家的私生子丑闻，则是在和妻子进行婚姻咨询的时候遭到曝光。
然而在当今社会中，更多出轨行为的曝光，不再以上述方式出现。离婚律师的报告表明，他们在帮助代理人对薄公堂的过程中，通常依据收集到的网络数据展开辩论，这些数据来源包括可穿戴设备和一些智能手机应用，如Find my iPhone 以及 mSpy。这种数据收集方式所提供的呈堂证供，把普通的婚外恋官司变成了一种社会大讨论：可否依据数据所呈现出的个人信息，衡量其情感忠诚度。过去虚拟世界中的“奥威尔式心碎”(译者注：乔治奥威尔在其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阐述了一个极权自由主义下的世界观，其中包括“个人隐私遭到严重侵犯，日常生活中充斥了直接或间接监控”)也许正在变为现实。
“互联网所呈现的数据，就像衣领上的唇印一样清晰”，一名在英国工作的离婚律师Sam Hall，用这种比喻来形容大数据在离婚案中的效果。
这些万能的大数据在2011年里大量涌现，引起了大众的警觉。一名男子宣称，当他用Find My Friends app时，明明定位到妻子正身处一片气氛浪漫的住宅区时，她却短信自己声称此刻正在郊外。“当我们一同坐在离婚律师的办公室里，我手机上这些美丽而珍贵的行迹路线可起了大作用”，该男子在MacRumors.com上发布的这条消息，迅速火遍互联网。
同年，运动手环Fitbit也引发了使用者和隐私保护领域的权威们的不满，理由是该公司不小心混淆了功能设置中的“公开发布”和“本人可见”，导致一些用户的性生活数据出现在他们的档案中，而Fitbit并未对用户们的抱怨做出回应。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这些可穿戴设备和追踪定位App正日趋流行。根据尼尔森2014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六名消费者中，就有一名可穿戴设备的使用者。尽管谷歌眼镜并没有热销，德勤公司预计，目前的可穿戴设备市场能生产大约30亿美元的价值，到2020年，市面上可能会出现上亿种可穿戴设备。而电子追踪的最大优势在于，被追踪者往往毫不知情，否则他们早就选择关闭定位功能了。
如果伴侣们都在使用可穿戴设备追踪对方的行迹，可以说他们本身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了。然而很多时候，这种监控行为并不是自发主动的。
举个例子，Hall描述了一个已婚客户的情况，他在参加某朋友的单身派对时，与其他女性互相发送露骨的性爱短信。当他回到家里，妻子和孩子正打开iPad，iCloud已经把他的短信内容和图片推送了过来。
“有时候，掌握了这种科技能力的人会变成一个超级侦探”，Hall说道，“科技搭档能帮你掌控局面”。然而真实场景并非如此，“科技总是比你抢先一步”，来自美国婚姻律师协会的James T. McLaren有不同的看法。
该协会不仅观察了包括数据追踪的离婚案件。2012年的调查报告显示，92%的离婚律师都汇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数据：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件开始用智能手机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证据。另一份调查则显示，81%的离婚律师宣称，在过去五年间的离婚案件中，社交网络成为另一大取证来源。
GPS技术在近年来的发展，让可穿戴设备能够提供多方面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为个人伤害案提供佐证。在去年，曾经有律师接下过这样的案件，一位私教在车祸后发现自己的身体机能大不如前，她在Fitbit上的数据成为了有力证据。通常情况下，来自可穿戴设备和Apps的数据，例如心率、地点、信息、邮件等，并不应当成为实质证据，McLaren的看法是，最多只能作为辅助证据。目前来说，法庭也许无法完全根据移动端的大数据来进行审判，但是根据调查报告来看，这些大数据对于被告而言，显然是个减分项。
McLaren提出了一种，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时常出现在某个可疑地点，那么他就能以此为由，雇佣私家侦探进行调查。而对于法庭来说，私家侦探发现的实质性证据是更为有力的。
追踪他人、乃至配偶的合法性一直饱受质疑，一些夫妇闲得没事，也会开始监控彼此手机上的数据，一些律师这样告诉我，他们在对方的手机上装载各种追踪类App，或者从可穿戴设备上下载信息，这种行为通常是非法的。如果某个潜在(打离婚官司的)客户向McLaren提及一些监控方面的问题，McLaren表示他不太愿意经手这样的客户，因为他很可能要承担侵犯隐私的风险。
Harry Houck是一个婚恋方面的专职调查员，“警察需要传票才能进行监控”，他们不允许安装任何追踪软件去追踪他人。但是由于很多智能手机和电子设备都是配偶双方共同使用的，这就让他们下载使用追踪软件的过程变得合法。
“我们警察不能使用这些追踪软件”，Houck是一名纽约警局的退休探员，他说，“但是丈夫和妻子却可以使用，因为他们总是共享同一部手机”。
随着技术的更新，追踪技术也变得更加强大，最新迭代的设备已经开始研究“超追踪(hyper tracking)”功能。Jeff Chester是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的CEO，他认为数据追踪技术会变得更加精准和及时，对于那些大公司和质疑彼此的配偶们来说，新技术可以更好的监控人们的行动。
“厂商鼓励我们全天候使用这些设备”，Chester说到，“听起来似乎无害，只是监控你的心率，查看你去了哪里，但是人们会把这些琐碎的信息拼成一个完整的事实”。
客户们在大数据上寻找伴侣的不忠行为，通常是为了获取“心灵上的慰藉”，而不是法理上的证据，Scott Lewis是在一名密歇根的私家侦探，他认为，“伴侣们通常都感受到了另一半的出轨行为，但是他们只是想在糗事曝光之前先有个心理准备”。
此外，在离婚过程中，新技术可能会更多暴露更多事实，比如另一半可能有一些藏匿的财产。
Gary Traystman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名离婚律师。电子银行账单，身体状况，甚至精神疾病史，都会被智能手机发现，这些证据会被提交至法庭。Traystman谈起一个案例，他客户的丈夫在先前的陈述中，并没有提及旗下的投资账户和芝加哥的房产，而通过追查他的电子邮箱，这些都被发现了。“网上留下的痕迹是无法被抹去的”，Traystman这样总结。
另一个流行的追踪方式是市面上那些宣称帮你及时了解“孩子去哪儿”的一系列软件，比如Trick、Tracker、Phone Tracker等等。另一款软件mSpy自我标榜为“用户可以放心使用：了解你孩子的动向，预防小偷，管理员工”。mSpy每月费用高达39.99美金，收集各种截屏，GPS定位数据，通话数据等信息，甚至还原SnapChat上阅后即焚的内容。mSpy在公司网页上表示，“用户自己对监控行为全权负责”。
事实上，在许多案例中，这种费时费力的数据监控方式依然广受欢迎，追踪类App和可穿戴设备几乎让私家侦探们无活可干，因为他们的追踪结果往往不够准确。律师们往往也会告诉客户，数据分析有时候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试图追踪一个身处纽约的人简直太困难了”，David Schassler是一名婚姻方面的私家侦探，“在曼哈顿的高峰时段，这种追踪很可能被糟糕的交通状况所阻碍”。Schassler接到的咨询电话中，有70%与调查伴侣的忠诚度相关，“我们都快被这些案子弄疯了”。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比如恋人们一旦分手，追踪软件也能避免两人的尴尬相遇。
Spit可以大致追踪前任的踪迹，从而避免尴尬的重逢，Udi Dagan是这款软件的开发者。从自身和朋友们的经验出发，Dagen的软件通过捕捉人们在社交媒体如Instagram、Facebook上标注的地点信息，从而大致获取那个“不想遇到的人”的活动范围。
“我们恰好把这个概念反过来使用了”，Dagen说道，“这是反社交软件，我们用不连接替代连接”。
因此，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引发离婚，另一方面也让分开了的怨侣们多少舒服了一些。如何衡量伴侣的忠诚度，看来我们只能去找大数据了。
在恋人眼中，证据确凿的出轨无疑是让人心碎的。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这一代人来说，想要发现恋人出轨的证据，显然并不困难，捉奸的科技成本变得十分低廉。
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著书立传的写作者们，向他的妻子埃莉诺爆料了一沓信件，寄件人是罗斯福的婚外恋对象 Lucy Mercer。克林顿性丑闻事件的揭发，是通过一卷录像带，以及实习生莱温斯基衣服上那块臭名昭著的污渍。而施瓦辛格与女管家的私生子丑闻，则是在和妻子进行婚姻咨询的时候遭到曝光。
然而在当今社会中，更多出轨行为的曝光，不再以上述方式出现。离婚律师的报告表明，他们在帮助代理人对薄公堂的过程中，通常依据收集到的网络数据展开辩论，这些数据来源包括可穿戴设备和一些智能手机应用，如Find my iPhone 以及 mSpy。这种数据收集方式所提供的呈堂证供，把普通的婚外恋官司变成了一种社会大讨论：可否依据数据所呈现出的个人信息，衡量其情感忠诚度。过去虚拟世界中的“奥威尔式心碎”(译者注：乔治奥威尔在其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阐述了一个极权自由主义下的世界观，其中包括“个人隐私遭到严重侵犯，日常生活中充斥了直接或间接监控”)也许正在变为现实。
“互联网所呈现的数据，就像衣领上的唇印一样清晰”，一名在英国工作的离婚律师Sam Hall，用这种比喻来形容大数据在离婚案中的效果。
这些万能的大数据在2011年里大量涌现，引起了大众的警觉。一名男子宣称，当他用Find My Friends app时，明明定位到妻子正身处一片气氛浪漫的住宅区时，她却短信自己声称此刻正在郊外。“当我们一同坐在离婚律师的办公室里，我手机上这些美丽而珍贵的行迹路线可起了大作用”，该男子在MacRumors.com上发布的这条消息，迅速火遍互联网。
同年，运动手环Fitbit也引发了使用者和隐私保护领域的权威们的不满，理由是该公司不小心混淆了功能设置中的“公开发布”和“本人可见”，导致一些用户的性生活数据出现在他们的档案中，而Fitbit并未对用户们的抱怨做出回应。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这些可穿戴设备和追踪定位App正日趋流行。根据尼尔森2014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六名消费者中，就有一名可穿戴设备的使用者。尽管谷歌眼镜并没有热销，德勤公司预计，目前的可穿戴设备市场能生产大约30亿美元的价值，到2020年，市面上可能会出现上亿种可穿戴设备。而电子追踪的最大优势在于，被追踪者往往毫不知情，否则他们早就选择关闭定位功能了。
如果伴侣们都在使用可穿戴设备追踪对方的行迹，可以说他们本身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了。然而很多时候，这种监控行为并不是自发主动的。
举个例子，Hall描述了一个已婚客户的情况，他在参加某朋友的单身派对时，与其他女性互相发送露骨的性爱短信。当他回到家里，妻子和孩子正打开iPad，iCloud已经把他的短信内容和图片推送了过来。
“有时候，掌握了这种科技能力的人会变成一个超级侦探”，Hall说道，“科技搭档能帮你掌控局面”。然而真实场景并非如此，“科技总是比你抢先一步”，来自美国婚姻律师协会的James T. McLaren有不同的看法。
该协会不仅观察了包括数据追踪的离婚案件。2012年的调查报告显示，92%的离婚律师都汇报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数据：越来越多的离婚案件开始用智能手机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证据。另一份调查则显示，81%的离婚律师宣称，在过去五年间的离婚案件中，社交网络成为另一大取证来源。
GPS技术在近年来的发展，让可穿戴设备能够提供多方面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为个人伤害案提供佐证。在去年，曾经有律师接下过这样的案件，一位私教在车祸后发现自己的身体机能大不如前，她在Fitbit上的数据成为了有力证据。通常情况下，来自可穿戴设备和Apps的数据，例如心率、地点、信息、邮件等，并不应当成为实质证据，McLaren的看法是，最多只能作为辅助证据。目前来说，法庭也许无法完全根据移动端的大数据来进行审判，但是根据调查报告来看，这些大数据对于被告而言，显然是个减分项。
McLaren提出了一种，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时常出现在某个可疑地点，那么他就能以此为由，雇佣私家侦探进行调查。而对于法庭来说，私家侦探发现的实质性证据是更为有力的。
追踪他人、乃至配偶的合法性一直饱受质疑，一些夫妇闲得没事，也会开始监控彼此手机上的数据，一些律师这样告诉我，他们在对方的手机上装载各种追踪类App，或者从可穿戴设备上下载信息，这种行为通常是非法的。如果某个潜在(打离婚官司的)客户向McLaren提及一些监控方面的问题，McLaren表示他不太愿意经手这样的客户，因为他很可能要承担侵犯隐私的风险。
Harry Houck是一个婚恋方面的专职调查员，“警察需要传票才能进行监控”，他们不允许安装任何追踪软件去追踪他人。但是由于很多智能手机和电子设备都是配偶双方共同使用的，这就让他们下载使用追踪软件的过程变得合法。
“我们警察不能使用这些追踪软件”，Houck是一名纽约警局的退休探员，他说，“但是丈夫和妻子却可以使用，因为他们总是共享同一部手机”。
随着技术的更新，追踪技术也变得更加强大，最新迭代的设备已经开始研究“超追踪(hyper tracking)”功能。Jeff Chester是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的CEO，他认为数据追踪技术会变得更加精准和及时，对于那些大公司和质疑彼此的配偶们来说，新技术可以更好的监控人们的行动。
“厂商鼓励我们全天候使用这些设备”，Chester说到，“听起来似乎无害，只是监控你的心率，查看你去了哪里，但是人们会把这些琐碎的信息拼成一个完整的事实”。
客户们在大数据上寻找伴侣的不忠行为，通常是为了获取“心灵上的慰藉”，而不是法理上的证据，Scott Lewis是在一名密歇根的私家侦探，他认为，“伴侣们通常都感受到了另一半的出轨行为，但是他们只是想在糗事曝光之前先有个心理准备”。
此外，在离婚过程中，新技术可能会更多暴露更多事实，比如另一半可能有一些藏匿的财产。
Gary Traystman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名离婚律师。电子银行账单，身体状况，甚至精神疾病史，都会被智能手机发现，这些证据会被提交至法庭。Traystman谈起一个案例，他客户的丈夫在先前的陈述中，并没有提及旗下的投资账户和芝加哥的房产，而通过追查他的电子邮箱，这些都被发现了。“网上留下的痕迹是无法被抹去的”，Traystman这样总结。
另一个流行的追踪方式是市面上那些宣称帮你及时了解“孩子去哪儿”的一系列软件，比如Trick、Tracker、Phone Tracker等等。另一款软件mSpy自我标榜为“用户可以放心使用：了解你孩子的动向，预防小偷，管理员工”。mSpy每月费用高达39.99美金，收集各种截屏，GPS定位数据，通话数据等信息，甚至还原SnapChat上阅后即焚的内容。mSpy在公司网页上表示，“用户自己对监控行为全权负责”。
事实上，在许多案例中，这种费时费力的数据监控方式依然广受欢迎，追踪类App和可穿戴设备几乎让私家侦探们无活可干，因为他们的追踪结果往往不够准确。律师们往往也会告诉客户，数据分析有时候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试图追踪一个身处纽约的人简直太困难了”，David Schassler是一名婚姻方面的私家侦探，“在曼哈顿的高峰时段，这种追踪很可能被糟糕的交通状况所阻碍”。Schassler接到的咨询电话中，有70%与调查伴侣的忠诚度相关，“我们都快被这些案子弄疯了”。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比如恋人们一旦分手，追踪软件也能避免两人的尴尬相遇。
Spit可以大致追踪前任的踪迹，从而避免尴尬的重逢，Udi Dagan是这款软件的开发者。从自身和朋友们的经验出发，Dagen的软件通过捕捉人们在社交媒体如Instagram、Facebook上标注的地点信息，从而大致获取那个“不想遇到的人”的活动范围。
“我们恰好把这个概念反过来使用了”，Dagen说道，“这是反社交软件，我们用不连接替代连接”。
因此，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引发离婚，另一方面也让分开了的怨侣们多少舒服了一些。如何衡量伴侣的忠诚度，看来我们只能去找大数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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